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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伍秉鉴
  • 浏览 1979 次 【字号 】 发布日期:[ 2012-2-20 ]

  •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在外国人眼里,伍秉鉴就是财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以至于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两白银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他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地位和财富并不完全一致,“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贱的。这些通过垄断贸易而致富的十三行商人都纷纷向政府捐款以换取毫无权利的官衔。伍秉鉴也曾经花费巨资换来了一顶三品顶戴,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国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得知鸦片战争的消息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别无选择,他只能倾其所有,希望中国能赢得胜利。
         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希望直接与中国通商。从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对中国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十三行利益的颠覆。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竟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的。长期作为清政府“天子南库”的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中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国家源源不断输血。 战争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等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奇怪的是,英军并没有攻入广州城。这当然不是因为广州城固若金汤。实际上,1841年5月,当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时,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事实上,伍绍荣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这有可能是伍家最无奈的一次生意。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以600万元巨额赔款,换来广州城的苟且之安,自然是悲哀。而这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赔款赎城,行商们的牺牲,换来守城将军奕山的功勋。他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不符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耻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假设是由伍绍荣代表中方与英方谈判,历史会改写吗?结论或未可知。不过,伍家这次最有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另外,正如伍秉鉴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写道。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岭南名士岭南谭莹所撰的墓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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