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仕扬：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

莫仕扬（1820-1879），名维俊，号彦臣，香山县金鼎会同村（今属珠海市）人。莫自幼聪颖过人，富经济头脑，从家乡来到广州做生意，从底层做起，慢慢站稳脚跟。在广州，结识了十三行的洋人，粗通英语，深谙洋务，很快得到洋人的赏识。1860年赴香港经商。1870年出任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太古洋行是香港英资四大洋行之一。太古洋行1867年由英国人约翰·史怀雅始创于上海，于1870年选定香港为总行。洋行最初从事航运业务。后来在公司成立后，把中国茶叶运回英国，把针棉织品运来中国出售，生意越做越大。但史怀雅在开展贸易的过程中，认识到跟华人做生意，没有华人做中介，很难取得华商的信任。香山县人莫仕扬，工作勤奋，善于动脑，粗通英语，深受其赏识。

莫仕扬出任买办后，利用他与穗港工商界的渊源，迅速打开局面。太古洋行不断发展，经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史怀雅得到莫仕扬帮助下如虎添翼，莫仕扬也因此声名鹊起。

到20世纪初，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日渐发展，已拥有十多艘客货轮。莫仕扬凭着对洋务的熟悉，不断扩展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将洋行分支机构设至沿海各开放口岸。到20世纪初，几乎垄断中国沿海的海运与长江、珠江内河航运。随着业务的拓展，莫仕扬按洋行规定提成，自己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不断输资纳官，以官商一体发展商务，同时光耀门第。

20世纪初，太古洋行的第二任华人买办由莫仕扬的儿子莫藻泉接任。至1931年，洋行代办均由香山县金鼎人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祖孙三代担任。在长达60余年里，他们为洋行的发展付出了心血，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莫藻泉：太古洋行第二任买办

莫藻泉（1857-1917），莫仕扬次子。名鎏章，字冠鋈，藻泉为其号。莫仕扬去世后，接任太古洋行买办。他较其父更具商业竞争意识。1880年在香港买下大片荒地，在近山处兴建糖厂、近海处修建船坞。1884年糖厂建成投产。厂址靠近原料产地，产品价格较当时盛销的“爪哇糖”便宜。莫藻泉同时推出一种印有各种精美图案、海报广告式的“月份牌”，宣传糖厂产品。“月份牌”派送千家万户，太古糖迅速占领国内市场，将爪哇糖排挤出大陆。“月份牌”后来演变为挂历，流行至今。太古船坞同样成为洋行创利最多的企业之一，所造的“爱图里加士”号为香港最大的货船。与此同时，由莫藻泉主持在广州兴建货仓和码头（即后来的“太古仓”），购买香港尖沙咀蓝烟囱码头的地皮，为洋行带来几十亿元的利润。1917年，莫藻泉病逝。他在家乡立庙宇、修族谱、设仓济贫、植树造林绿化防灾、兴义学办学堂，至今成为美谈。

莫干生：太古洋行第三任买办

莫干生（1882-1958），莫藻泉之子。字履贤，名应材，号干生。1917年，莫干生接任父亲当上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太古糖厂、船坞、保险、航运、漆厂、外贸等业务继续得到发展，为太古洋行积累了巨大财富。莫干生之弟莫应溎在伦敦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取得了大律师资格后，于1928年也被聘任为太古洋行的帮买办（副买办），主管糖厂。这个时期，太古洋行超过怡和，跃登洋行首位。莫氏家族，也成了这个庞大英资集团的支柱。洋行华人买办，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像太古洋行那样，祖孙三代连续充任的。其时，除莫氏三代买办和副买办外，每一个洋行之分支或一艘新船起航，都由莫氏子孙或旁系子侄任职。百年之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其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累计达千人，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了太古洋行的实权。太古洋行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在莫氏买办身上，于己不利，渐渐产生削弱莫氏的念头。受约翰·史怀雅家族的授意，当时任太古洋行经理的英国人布朗，已准备找借口向莫氏开刀了。恰巧，莫干生于1919年，物色了香港太平山顶一块地皮，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一幢当时全港最豪华的别墅。当这幢皇宫式别墅入伙时，莫干生举行了相当豪华的宴会，太古洋行布朗出席宴会后，暗中派人查莫干生的账目，要莫干生把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这是布朗逼走莫干生的“高招”，借此打击莫的威信。经过反复磋商，1929年双方同意，由莫赔偿25万元。莫干生受此次“釜底抽薪”的打击，感到难以在太古再待下去，遂于1931年向洋行递交了辞职书。从此,太古洋行总行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

1959年，香港政府特别为其颁发皇家MBE勋章。 

莫应溎——著名爱国人士、香港升起五星红旗的第一人

莫应溎（1901-）莫藻泉之子。伦敦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取得大律师资格，于1928年被聘任为太古洋行的帮买办（副买办），主管糖厂。他经历了社会风云变幻，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也是一名“香港通”和“广州通”。莫应溎担任过广东省第一、二届和广州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市政协一至四届常委和第五届副主席。1985年与香山人郭棣活一起，被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是年纪最大的三名委员之一（另二名为张友渔、钱昌照）。历史上，他曾为国家和民族出过力。1924年，叶剑英率领的革命部队乘船从大陆去港，被扣于香港长洲。莫应溎受地下党员之托，向香港警务处长京士交涉，终于使叶部官兵脱险。1950年初，广州解放后，莫应溎以“港澳华侨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副团长身份回到广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莫应溎义愤填膺，曾组织一支由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捐献了一部救护车，携备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他还设法募捐了几万港元转送19路军上海办事处，支援残疾军人教养院。“七七”事变发生后，莫应溎又组织了“中华救护会”，训练了数百名爱国侨胞回内地服务，以广州一德路南益市场一座楼房作为总部开展工作。尔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莫应溎亲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为取得合法募捐地位，在新加坡向七洲府华民政务司备案，得到许可，在英国各属地募捐了数十万元巨款。同时组织侨胞救护队回国服务。解放后，宋庆龄、蔡廷锴对莫应溎谈及此举时也曾予以嘉勉。

1950年9月30日身为香港华商总会董事的莫应溎，力主在华商总会升五星红旗，全体董事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会上，莫应溎大律师的法律观点，又以大陆所见的事实，侃侃而谈，消除反对者怕得罪港英当局的顾虑，赢得了多数。在10月1日上午8时，五星红旗终于在华商总会冉冉升起。接着莫应溎又与各知名人士一起筹备香港华人革新会活动。那时香港发生了广东救济会慰问团被袭击的流血事件，港英当局宣布莫应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小时内离境，莫应溎于1952年9月23日离开香港回到广州。

历史评价

莫氏祖孙三代在太古洋行60余年的努力，为洋行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后，洋行业务不断发展。至1992年度洋行纯利达4419亿元，1993年度市值10078亿元。莫氏三代买办，经历了从1870至1935年的漫长岁月，为促进我国航运、制糖工业的建立以及外贸交往，发展商品经济，培训工商人才，都起到特殊的作用。

亲属后裔

莫仕扬过世后，其子莫藻泉、其孙莫干生先后继任买办。三代人在太古洋行任职61年，还荐引家族1000多人，分任各分行经理，以致外界曾戏称太古洋行为“莫氏家祠”。莫干生有兄弟莫咏虞（一为莫颖虞），也曾在太古洋行任职。他在会同村修建栖霞仙馆，目前遗迹尚存。莫应溎是莫干生之弟 ，也曾在洋行任职。莫应溎之子，莫氏家族第四代孙莫庆廉、莫庆义兄弟一如先辈，身居香港，不忘家乡建设。改革开放之后带头到家乡珠海投资置业，为乡亲们称赞。其中莫庆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莫华彤从商，小儿子莫华伦是国际上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出生，在美国长大；两个儿媳都是地道的台湾人。目前有三个孙子，9岁的莫天萌和11岁的莫天茵在夏威夷长大，而8岁的小孙子则住在香港。莫庆义兄弟目前定居香港。